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显示,最近几年,中国常住人口分布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其中京沪的聚集力逐步下降,上海常住人口总量与新增量从去年开始出现负增长,北京最近两年有望步其后尘,但是以往人口净流出的省份人口却在反弹,这包括湖北、河南、安徽、四川、贵州等。
东北地区的人口仍在减少,2015年全国新增常住人口负增长的地区,除了上海比上一年减少11万外,东北的黑龙江和辽宁分别减少了21万和9万。
盘点全国人口流动大趋势,中国北方地区新增常住人口整体呈现减少的态势,东部人口增长也在放慢,中西部的吸引力正在增加。
分析人士指出,这并不是因为长三角、京津冀就业机会减少,也不是居民不愿意到这些地区发展,而是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聚集,伴随着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以及高房价、雾霾、公共服务缺位等问题,抑制了外来人口持续的增长。
京津冀地区,常住人口新增量下降明显。预计北京2016年人口总量可能会接近零增长,天津和河北新增常住人口也在快速下降。
长三角地区,除了浙江以外(2015年新增常住人口31万,比2014年新增的10万大幅提高),上海和江苏的常住人口新增量都在下降,上海2015年常住人口总量比上一年减少了11万。江苏2015年新增人口16万,比上一年新增量减少了5万,按照这样的趋势,江苏常住人口未来也可能会进入负增长。
与东北、京津冀、长三角等地区不同,珠三角、中西部地区的人口整体呈现增长态势。
珠三角地区,福建、广东的常住人口新增量在增加。其中,广东2015年新增人口125万,比上一年新增量多了45万。
在上海常住人口总数和新增量同时下降时,中部省份安徽这两项指标都在上升。2015年安徽常住人口新增加了61万,此前的2011、2012、2013、2014年安徽常住人口分别比上年增加了11万、20万、42万、53万,扭转了2010年常住人口减少174万的态势。
以往以人口输出著称的河南、广西、四川、贵州情况也类似。比如西部的四川2010年常住人口比上一年减少了140万。但是到了2011、2012、2013、2014、2015年,该地区常住人口分别比上一年增加了5万、26万、31万、33万、64万,呈现迅速加快的态势。
2015年常住人口出现迅猛增加态势的地区还有西部的新疆,比上一年新增加了62万人。当地常住人口也呈现明显加快的态势,2011、2012、2013、2014年新疆常住人口总数比上年分别增加了24万、24万、31万、34万。
陕西2015年新增常住人口18万,比上一年常住人口新增11万数字也大为增加。西部的其他地区,比如宁夏、青海、甘肃、西藏常住人口新增量多年比较稳定。
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常住人口分布格局出现巨大变化,背后的原因复杂,并非因为上海和北京等发达地区没有高收入的就业机会。
2015年北京、上海、浙江、广东、江苏、山东、重庆私企的就业人数,分别比上一年增加了123万、156.5万、347.3万、352万、120.4万、157.6万、123.7万,但是2015年常住人口比上一年明显增加的只有广东、浙江、山东、重庆,分别有125万、31万、58万、26万,江苏只增加了16万,北京增加19万,上海减少11万。
这就是说,沿海地区普遍有充足的就业机会,但是部分地区由于规划和产业疏解等原因,聚集力下降。比如北京2010年到2015年常住人口新增量分别是102万、57万、50万、46万、37万、19万,逐年减少。上海2010年的常住人口比上一年增加了93万,但是此后每年新增量整体不断下降,2015年比上一年减少了11万。
为什么沿海地区有就业机会,并且私营企业就业人数大增,但是新增常住人口却呈现下降趋势?除了部分超大城市的主动疏解,与中西部私营企业的工资收入与沿海地区逐步缩小也有关。
比如2010年安徽、四川、重庆的私营企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分别是18493元、18316元、20790元,相比上海的23305元,分别差4812元、4989元、2515元,但是2015年上海私营企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是41762元,安徽、四川、重庆分别比上海少4614元、6635、-2451元。这就是说,除了四川外,2015年安徽私企平均工资与上海的差距在缩小,重庆私企平均工资甚至超过了上海。
表面上看起来,四川与上海的私企工资差距拉大,但是由于上海生活成本高,扣除必要的开支因素,实际上在四川私企工作的收入比上海相差不大。
以小学生人数占全部人数比,以及每平方米商品房价格对应当地居民收入来看,京沪竞争力很低。比如每万人小学生人数,京沪津都在300-400之间,但是河南是接近1000,贵州接近900,湖北、安徽、重庆接近700,这就是说京沪津等地外来户籍人口多,小学生配备比例其实是不足的。
再以房价收入比看(每100平方米商品房均价与一对夫妇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15年京沪分别是21︰1、20︰1,天津也达到14︰1,但是重庆和四川、湖北、安徽都只有10︰1的水平,贵州甚至是9︰1。这就是说,中西部地区买房压力更低一些。
实际上,中西部的居民收入与沿海地区的差距在缩小,同时中西部生活成本比京沪等地要低,这是中西部户籍人口开始从沿海发达地区向原籍附近地区回流的一个原因。
2010年,安徽、河南、广西、四川、贵州常住人口总量,分别比上一年减少了174万、82万、246万、140万、58万。湖北2010年常住人口只增加了8万,辽宁、黑龙江只增加了7万。
与此同时,2010年上海、浙江、山东、广东、北京、河北、天津常住人口分别增加了93万、171万、118万、311万、102万、160万、71万。
这些地区常住人口的剧烈变动从一个侧面证明,2010年安徽、河南、广西、四川、贵州等地人口大量流向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而最近几年,京津冀、长三角聚集力在下降,珠三角仍有一定的吸引力,东部的浙江等地以及中西部地区成为新的人口流入方向。
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最近两年经济界讨论的热点。而伴随着中国劳动力拐点、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年轻人口逐年减少,对经济的影响更加直接和显著,相关统计资料已证明,年轻人口和经济增速呈高度正相关。
进一步分析我国人口结构状况,可以看出,全国大多数地区,20岁以下的后备人口数量较80后人口高峰都有一个大幅滑坡,但各个地区的滑坡幅度有所不同。可以预见,在不久的未来,“年轻人口争夺战”将成为除了一线城市以外全国各省市的常态。从全球经验来看,年轻劳动力更多地会趋向于大都市圈,因此“人口争夺战”,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地区的核心城市、都市带的发展程度。
以老龄化严重的日、韩、台为例,一边是中小城镇的凋零、另外一边则是首尔、东京、台北都市圈的不断壮大。5000万人的韩国,一半的人口集中在首尔都市圈;1.2亿人口的日本,近1/3的人口集中在东京都市圈。对于中国而言,如果说全国90后人口数比80后打6折:那么特大城市可能不打折,大中城市打6折,县城打3折,农村可能仅剩下1折。
对于发达地区而言,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出,腾笼换鸟、吸引高端人口,成为继续保持活力的关键。这一点上,深莞做得相当不错,现在的深圳和东莞已成为全球智能手机和只能硬件产业链的核心。深圳还大量引进知名大学分校和医院,以弥补自身教育和医疗的不足。深莞产业快速升级的同时也带来了房价的高速上涨。
再来看看江浙:除了电商的崛起以外,现在整个江浙一带都面临着传统的出口轻工业品衰退、新兴高技术产业不足的情况,并且也成为银行坏账的重灾区。同样的,苏南的未来也不容乐观,、无锡为代表的重化工业、电子加工业的停滞和转移,荣盛重工、尚德太阳能的巨额亏损,都体现了后工业时代这些传统工业重镇的转型尴尬。
如果不采取强力的改革措施,江苏和浙江作为东南沿海后备年轻人口比例最低的省份,在未来10年,逐渐成为一个高级版、南方版的辽宁,受老龄化拖累经济大幅减速,可能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和浙江、江苏非常类似的地区是韩国,韩国在年轻人口大幅下滑的同时,人口进一步像首都圈集中,产业也越来越集中于几大垄断财阀,通过举国之力打造几个世界级品牌,从而来进行产业升级。即便如此,韩国的经济增速在劳动力拐点后也大幅放缓,近年来几大财团也陆续进入困境。江苏和浙江一方面城市较为分散、缺乏核心一线城市,除了个别亮点外,难以像珠三角那样诞生成批的高端企业,因而产业升级也不如珠三角那样成功。
有人会说:江苏和浙江作为沿海发达省份,会有大量内陆年轻移民来解决其年轻人口不足的问题。但真的是这样么?
下面是2000、2010、2015年的江、浙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变化情况。可以看到,从2010到2015年,无论是江苏还是浙江,其年均常住人口增速都远不能和之前10年相比,且常住人口的增速从高于户籍人口增速变成了低于户籍人口增速。这说明,过去几年江苏和浙江的外来人口呈现出增速停止甚至小幅净流出状态。
由此可见,在全国年轻人口大减和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大前提下,即使富裕如江浙,也无法再靠外来人口来填补年轻劳动力,未来也只能依靠其内生的年轻人口。
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许多省份如湖北、河南、安徽、湖南、四川、贵州等,过去几年,纷纷采取抛弃中小城市,举全省之力打造核心都市区的模式。在年轻人口大下滑的时候,这种弃车保帅,快速培养特大城市的做法,也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因为只有特大型都市带,才能成为现代工业产业链和高端服务业的聚集地。以武汉和成都为例,虽然他们所在的省份面临着较大的老龄化危机,但这两个省内首位度极高的大都市,成为了近年来全国各区域发展的亮点,在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升级上,走在了前列。
辽宁、河北、山东,都是省会和沿海大城市双核、甚至多核发展的典型例子,沈阳和、石家庄和唐山、济南烟台,多核发展的结果是各个核心都不够有竞争力,难以吸引高端产业和人口。
综上所述,未来5-10年,中国将迎来年轻人口的断崖式下滑,那些能留住和吸引更多、更高素质年轻人口的地区,无疑会在未来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中占据先机。无论是沿海还是内陆,在人口大盘缩减的情况下,培养有竞争力的大型、特大型都市圈来抢夺人口和产业,会日益成为各地政府的最佳选择。而绝大部分中小城镇,则将在这场争夺战中,无情地沦落为炮灰。
2016年,最让中国经济感到头痛的事情,就是房地产分化发展进一步加剧。1-10月份,在国家最严调控政策未出台之前,一线城市与部分二三线城市房价飞涨,去库存没有什么起色,反而是加杠杆引发了资产泡沫危机。
房地产的分化,实质上就是城市的分化发展;城市的分化发展本质上是人口流动与聚集造成的。吸引更多人口流入的城市,房价必然呈上涨趋势;人口大幅流出的城市,房子也越来越不值钱。
如何让人口流动更加自由,如何让更多的城市充满魅力?首先必须要发展优质产业。何为优质产业?或是代表未来方向的战略新兴产业,或是原有产业的高端与前沿方向,或是产业融合创新发展的新范式等等;其二,要建设核心大型都市圈,要将最好的要素资源、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配置在这里,吸引更多的优质劳动者及他们的家庭在此安居乐业,为他们提供最好的生活服务与工作服务。
2017年,在房地产被严格调控的条件下,中国经济增长将主要依靠基础设施投资拉动。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是:一定要将基础设施投资,与核心产业建设、核心都市群建设结合起来,要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让资源发挥集聚效应,不能再搞撒芝麻盐式的散点发展。实际上,我国的东部、西部、南部、北部、中部,都有其优势资源与优势产业,或是贸易金融优势,或是资源能源优势、或是制度创新优势,或是工业基础优势,或是科技研发优势等等,围绕这些优势,在升级本区域核心产业的同时,加强与其他地区的产业互动、产业联动,加大人口流动与其他要素资源流动力度,加快大型特色都市圈建设,最终形成“五星耀中国”的格局,让中国的每一座城市都熠熠生辉、发出独特的光彩来,才是我们期望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