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在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民生保障等方面着重发力,同时要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和加强财政科学管理来拓展政策空间、提升政策质效。
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已经连续17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却是首次提出。这是党中央基于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深刻洞察和前瞻预判所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旨在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2024年我国经济运行呈现“前高、中低、后扬”的韧性走势,积极的财政政策,特别是2024年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的一揽子增量政策,对推动经济回升、提振社会信心起到了重要作用。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是爬坡过坎的攻坚之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2025年“稳中求进、以进促稳”的工作基调,并提出“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确保财政政策持续用力、更加给力”。据此,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予以具体部署。需要认识到,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党中央在洞察国际国内复杂形势、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政策安排。
从总体形势来看,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但“稳”的基础尚需进一步巩固。这主要表现为内需不振与预期偏弱交织叠加,经济恢复依旧承受较大压力。在“三驾马车”中,只有进出口表现良好,投资和消费均显疲软,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不足。202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5%,均低于5%的GDP增速,也低于往年平均水平。从投资端来看,受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因素影响,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超10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走势低迷。从消费端来看,由于消费者信心不足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限制,非必需消费品市场遇冷,必需消费品也出现消费降级的倾向,居民消费意愿不高。物价的持续低迷也显示了有效需求不足。近年来,我国设定的3%的通胀目标均未完成,2024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仅同比上涨0.2%,呈现出一定的通缩压力。截至今年2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已经连续29个月负增长,同样反映出市场对于工业产品的需求不够强劲。
从发展动能来看,新旧动能转换遭遇瓶颈制约,经济发展新动能需加快塑强。伴随着产业结构逐步调整及环境资源约束日益趋紧,经济发展旧动能逐渐减弱,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培育,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在加速形成。但应认识到,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仍需较长一段时间。无论是支持基础研究、推动科技创新,还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均迫切需要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发挥引导与撬动作用。
从社会民生来看,结构性就业矛盾突出,居民收入增长承压。近年来,我国就业形势基本稳定,但结构性就业矛盾持续不减,青年人特别是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较大。2025年高校毕业生预计达1222万人,再创历史新高,稳就业将成为政策的重要导向之一。2024年居民收入实际增速为5.1%,虽实现了与国民收入同步增长的政策目标,但仍低于疫情之前水平。居民劳动性收入增收预期偏弱,财产性收入占比还比较小,部分行业甚至出现裁员降薪的情况。此外,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尚存缺口,社会民生领域还需加大力度“补短板”。
从外部环境来看,外部不确定性风险加剧,更需宏观调控加力对冲。从全球经济增长来看,2025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估2024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2%,预测2025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3%,均低于3.7%的历史平均水平(2000年至2019年),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仍显不足。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将增加针对中国产品的关税壁垒,对我国的出口带来一定挑战。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因素依然较多,或引发大宗商品价格震荡,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造成冲击,影响全球市场预期和投资信心。面对复杂且充满挑战的外部环境,宏观政策必须更加积极作为。
从政策空间来看,政策空间相对充足,为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提供“底气”。2024年末,政府法定债务负债率为60.9%,显著低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从债务结构来看,地方政府债务占比较高,中央政府债务占比较低,中央还存在较大加杠杆的空间。我国财政赤字率长期保持在3%以下,只有少数年份突破3%,且最高只有3.8%(2023年执行数),赤字提升空间较大。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债也能够进一步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因此,财政政策空间较为充足,为实现超常规逆周期调节创造了基本条件。
在如此形势下,与今年5%左右的GDP增长目标相适应,需要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以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
《政府工作报告》详细介绍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内容。相较于以往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是财政赤字突破历史常规。作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的重要政策工具,无论是赤字率还是债务、支出规模,今年的财政政策取向明显更加积极。赤字率是财政政策的导向性指标。今年的财政赤字拟按4%左右安排,比去年提高1个百分点,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连续17年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只有2020年和2021年的年初预算赤字率突破3%,分别是“3.6%以上”“3.2%左右”。2023年年初预算赤字为3%,但年中增发万亿特别国债,使得执行赤字率达到3.8%。2025年赤字率定为4%,足见宏观政策的积极取向,也意味着我国财政赤字安排不再拘泥于3%的“红线”约束,而是更加注重发挥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功能。赤字规模决定了财政政策空间,无论是5.66万亿元的绝对赤字规模,还是较去年1.6万亿元的赤字规模增量,均实现了规模跃升,且创历史新高。如此,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可达29.7万亿元,比上年增加1.2万亿元,向社会释放出强烈的稳增长信号。
二是政府债券规模大幅增加。从去年开始,超长期特别国债被纳入财政政策工具箱,专项用于“两重”“两新”建设,接续替代减税降费,成为财政政策的最大亮点。2024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1万亿元,2025年发行规模1.3万亿元,较去年增加3000亿元,其中8000亿元用于更大力度支持“两重”项目,5000亿元加围实施“两新”政策,旨在有效释放投资和消费需求。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是地方进行经济建设、拉动投资的重要手段。今年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4.4万亿元,比2024年增加5000亿元,重点用于投资建设、土地收储和收购存量商品房、消化地方政府拖欠企业账款等。同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和增幅都达到历史新高。此外,2025年还将发行特别国债5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资本,增强信贷投放能力。赤字、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以及特别国债的政策组合,使得2025年合计新增政府债务总规模为11.86万亿元,极大地拓宽了财政政策空间,财政支出规模大幅增加。
三是地方财力空间进一步提升。为增强地方财力,兜牢基层“三保”底线年中央财政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拟安排10.34万亿元,同口径下增长8.4%,这已经是连续3年转移支付规模超10万亿元。其中,均衡性转移支付、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分别安排27340亿元、4795亿元,均同比增长7.5%,给予地方财力自主使用空间。作为转移支付中的激励因素,今年继续安排促进高质量发展激励资金500亿元,比上年增加100亿元,鼓励地方政府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积极作为。此外,按照一揽子化债政策安排,今年将继续安排2万亿元债务限额置换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让地方财政腾出资源用于促进发展和改善民生。国务院办公厅2024年出台的《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的意见》显示,将投向领域实行“负面清单”管理,进一步扩大了地方专项债券投向领域,同时提高了其用作项目资本金范围和比例,较大程度地提升地方政府的政策空间,有利于其提高投资能力、促进高质量发展。
四是宏观政策组合更加积极有为。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政府工作报告》部署,2025年要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财政政策基调由“积极”转变为“更加积极”,货币政策基调由“稳健”转变为“适度宽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的两大主要工具,“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一全新组合,充分展现了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取向,向全社会释放出强烈的稳的信号,将极大地提振经营主体信心。今年还格外强调,“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所谓前瞻性,就是要及时研判经济发展形势走向,做好政策储备,“出台实施政策要能早则早、宁早勿晚,与各种不确定性抢时间,看准了就一次性给足”。所谓针对性,就是不搞“大水漫灌”,聚焦民生短板和发展弱项精准发力,优化支出结构,强化精准投放,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所谓有效性,就是要增强宏观政策一致性,协同发力,实现预期政策效果。
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是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总目标。因此,要在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民生保障等方面着重发力,同时要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和加强财政科学管理来拓展政策空间、提升政策质效。
一是以“扩大政府投资、提振居民消费”添动力。作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工具,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服务于总供给与总需求关系的调整,首要任务就是支持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需要充分发挥财税政策引导作用,大力支持和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进一步扩大政策覆盖范围。需要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强化宏观政策民生导向,加大对稳就业的支持,促进居民增收。需要统筹用好税收、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专项债、中央预算内投资等财政资金,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做好重大项目储备和前期工作。需要加强财政金融政策联动,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作用,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推动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
二是以“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培育新质生产力”增活力。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是逆周期调节,也是跨周期调节,需要支持解决产业结构调整等中长期问题。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着力支持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培育壮大,加力支持制造业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完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财政奖励政策、支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发挥政府投资基金引导作用,大力发展耐心资本,引导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科技”。需要大力支持科技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大财政投入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需要充分用好专项债券资金,全面清偿民营和中小企业拖欠账款,稳定企业发展预期。
三是以“强化民生保障、提升社会福祉”挖潜力。就业是最大的民生。需要充分利用好社会保险补贴、公益性岗位补贴、创业担保贷款贴息、税费减免等财税政策工具,大力支持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创业就业。需要加大对教育、医疗领域的财政投入,加快补齐教育、医疗卫生领域基本公共服务短板,不断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保体系,提高养老金待遇,释放老年群体消费潜力。需要落实好高等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国家奖助学金资助政策调整,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促进教育公平。需要加大对失业人员、低保家庭、残疾人等困难群体的救助力度,提高救助补贴标准。
四是以“推动财税体制改革、加强财政科学管理”提效力。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强调财政支出量的增长,也强调质的提升。统筹财政发展和安全,必须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和加强财政科学管理来提升质效。需要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决策部署,优化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增加地方自主财力,适当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加快推进部分品目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下划地方。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健全财政支出标准体系,加强预算绩效管理。落实过紧日子要求,严控财政供养人员规模。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加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改革转型,有效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闫坤: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税研究中心副主任;杨远旭:山东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加强民生保障等方面着重发力,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和加强财政科学管理来拓展政策空间、提升政策质放,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