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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春:数字金融
发布时间:2026-03-10
 “十五五”时期,数字金融作为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的产物,天然成为连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桥梁。它既要为实体经济注入新质生产力,又要在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中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更要在全球数字经济竞争中塑造中国方案与中国规则。  香港智汇集团创始人及首席经济学家,香港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香港大学金融系前教授夏春在《北大金融评论》发文表示,面对金融科技创新与安

  “十五五”时期,数字金融作为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的产物,天然成为连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桥梁。它既要为实体经济注入新质生产力,又要在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中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更要在全球数字经济竞争中塑造中国方案与中国规则。

  香港智汇集团创始人及首席经济学家,香港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香港大学金融系前教授夏春在《北大金融评论》发文表示,面对金融科技创新与安全的张力,中国监管层已提出“包容审慎、底线监管”的治理理念。未来五年,需从完善风险管理体系、提升监管科技应用能力、强化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和推动行业自律与标准化建设四个方面构建动态平衡机制。

  “十四五”收官之际,中国金融业已拥有全球最大的银行资产规模、第二大保险市场和股票市值,移动支付交易规模全球第一,金融科技专利申请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但总量“大”并不等于综合实力“强”。2023 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战略目标,并将“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作为今后一段时期金融工作的主线。其中,数字金融被置于“五篇大文章”的收官位置,既是对过去十年高速扩张的总结,更是对未来五年“强起来”路径的战略部署。

  “十五五”时期(2026—2030 年),中国经济将进入高质量发展深化期、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期、超大规模内需市场全面激活期,同时也是全球科技革命和地缘政治格局重构最剧烈的五年。数字金融作为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的产物,天然成为连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桥梁。它既要为实体经济注入新质生产力,又要在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中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更要在全球数字经济竞争中塑造中国方案与中国规则。

  本文聚焦数字金融在“十五五”时期的核心命题:如何在金融科技创新与安全之间实现动态平衡,并在此基础上催生能够自我进化、跨界共生、可持续盈利的新商业生态。文章将结合国内外最新学术研究,系统分析技术驱动下的风险新形态、监管科技的演进路径,并展望中国内地与香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如何优势互补、协同打造全球领先的数字金融商业生态,为中国争取国际规则制定权发挥战略价值。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2016 年报告指出,数字金融的广泛采用可将新兴经济体GDP 提升6%,到2025 年新增3.7万亿美元,其中中国作为最大新兴市场将显著受益。后续研究显示,中国互联网经济对生产力和增长的影响显著,到2025 年预计贡献金融服务GDP 增长的10% 至25%(McKinsey, 2016,2025)。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开发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显示,2011—2020 年间,数字金融发展每提升一个单位,可推动实际GDP 增速提升0.1—0.2 个百分点(Yan Shen, Fei Han, and Yanlong Li, 2025)。

  然而,技术在放大普惠与效率的同时,也放大了风险的广度、深度和传播速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研究发现,人工智能(AI)和机器学习在金融领域的快速采用可能引发诚信和稳定性风险,包括数据隐私泄露和算法偏差。IMF 后续工作论文进一步指出,金融科技(Fintech)可能放大金融不稳定性,通过非传统数据和机器学习模型放大顺周期行为(IMF, 2021, 2023)。

  多项研究证实,中国金融科技发展与银行风险之间呈倒U 形曲线:初期创新降低风险,但过度发展后风险上升。中国学者发表在Sustainability上的论文,使用2011—2020 年19 家系统重要性银行数据,发现金融科技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呈显著倒U 形,峰值出现在金融科技渗透率约30%—40% 时(Baomin Chen, Xinyun Yang, and Zhenzhong Ma, 2022)。类似地,中国学者分析数字金融与上市企业创新的关系,也观察到倒U 形效应,过度依赖数字金融可能抑制创新(Jiaxuan Liang and Jing Zhou, 2022)。

  IMF 论文警告,数字平台网络效应可能导致“赢者通吃”,放大顺周期风险,信用收缩速度是传统银行的2—4 倍(Joe Crowley et al, 2022)。中国研究显示,数字金融发展可提升GDP,但高渗透率下顺周期放大金融脆弱性(Yu-Cheng Lin and Xuhong Xu, 2025)。

  除了前述金融创新与安全平衡考虑之外,中国在“十五五”时期数字金融发展还面对新形态与新挑战。

  第一是数据要素市场化背景下的隐私与主权风险。2022—2025 年中国金融科技发展计划强调数据安全,2025 年中国人民银行(PBOC)数据安全行政措施要求金融机构加强跨境数据保护。

  第二是生成式AI 与深度伪造风险。PBOC 2025 年“AI+ 金融”框架旨在提升效率,但警告AI 欺诈风险, 包括深度伪造对KYC 的威胁。

  第三是嵌入式金融(Embedded Finance)带来的监管套利与跨境传染。截止到2025 年6 月,微信、支付宝、抖音、拼多多、美团等超级APP 已累计为超过4 亿用户提供无须跳转的信贷、保险、理财服务。这些服务由持牌机构提供牌照,但实际风控、催收、资金流向高度依赖平台算法。科技平台与金融机构采用相似的人工智能算法和模型进行决策,可能引发风险传染,银行与云服务商、数据服务商、金融科技公司等第三方合作加深,导致风险边界模糊,风险溢出效应显著增强。

  第四是数字金融对现有生态的“创造性破坏”。例如数字人民币全面进入批发和零售场景后,将重塑支付清算体系,但同时也带来可编程货币可能被滥用、智能合约漏洞、硬件钱包供应链攻击等新风险。

  面对创新与安全的张力,中国监管层已提出“包容审慎、底线监管”的治理理念。未来五年,需从以下四个方面构建动态平衡机制:

  第一,完善风险管理体系。建立覆盖“事前、事中、事后”的全周期风险管控机制。事前加强技术评估与压力测试;事中实现实时监控与风险预警;事后健全应急处置与市场化退出机制。应推进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完善企业破产法律配套制度。

  第二,提升监管科技应用能力。推动“以算法监管算法、以机器监管机器”的智能监管模式。建立全国统一的风险监测平台,实现跨市场、跨机构的数据互联互通。例如,中国央行已试点“监管沙盒”机制,允许金融机构在可控环境中测试创新产品,有效降低了试错成本。

  第三,强化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落实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建立金融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规范数据跨境流动,尤其在涉及国家金融安全的核心数据上,应坚持“本地存储、授权使用”原则。

  第四,推动行业自律与标准化建设。鼓励行业协会制定数字金融技术标准、数据接口规范、信息披露规则,提升行业整体治理水平。同时,加强国际合作,参与全球数字金融治理规则制定。

  数字金融的价值不仅在于提升金融效率,更在于其作为“连接器”与“催化剂”,推动金融与产业、科技、消费的深度融合,催生新商业生态。

  一方面,数字金融通过供应链金融、科技金融、绿色金融等模式,打通资金链与产业链。例如,某头部银行通过区块链平台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供融资服务,实现“订单—生产—融资—结算”全流程数字化,效率提升40%。另一方面,金融服务正从“主动申请”向“场景触发”转变。在电商、出行、医疗等场景中,金融服务以“无感方式”嵌入用户流程。预计到2028 年,中国嵌入式金融市场规模将突破10 万亿元。

  展望“十五五”,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将呈现三大趋势:第一,从“技术应用”向“制度创新”跃迁。未来竞争不仅是技术竞争,更是制度与生态的竞争。中国需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金融治理体系,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范式”。第二,从“单点突破”向“生态协同”演进。数字金融将不再局限于单一机构或技术,而是通过平台化、网络化方式,实现金融、科技、产业、政府的深度协同,形成“共生共荣”的生态体系。第三,从“国内主导”向“全球引领”迈进。随着人民币国际化与数字人民币推广,中国数字金融有望在跨境支付、绿色金融、数字资产等领域发挥更大作用,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