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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城乡融合发展:现实约束与推进方略
发布时间:2025-10-21
 城乡融合发展是在城乡关系持续变革中推进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了城乡融合发展的本质特征,也明确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逻辑。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着多重现实约束: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平等交换的新格局尚未形成,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较低,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普惠共享的质量不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城乡融合

  城乡融合发展是在城乡关系持续变革中推进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了城乡融合发展的本质特征,也明确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逻辑。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着多重现实约束: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平等交换的新格局尚未形成,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较低,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普惠共享的质量不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城乡融合发展要坚持以制度改革和建设为主线,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因地制宜健全城乡空间布局一体化、要素双向流动、产业协同发展、公共资源合理配置的体制机制,形成符合实际且各具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模式。

  城乡融合发展思想源于托马斯·莫尔、查尔斯·傅立叶、罗伯特·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城乡结合构想,以及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阐述的城乡发展“自然顺序”原则[3]。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首次将城乡关系问题置于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下进行解析,提出了城乡对立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预见未来社会必然走向城乡融合发展,从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基础。这一理论指出,城乡关系遵循“合(原始一体)—分(对立发展)—合(融合发展)”的历史辩证法规律,消除城乡对立、实现城乡融合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历史任务[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经济学理论历经结构主义、空间主义、制度主义等更迭,推动了城乡关系演变的多维度思考。刘易斯、乔根森、托达罗等的二元结构理论表明现代化发展是城乡要素流动、经济一元化和差距不断缩小的过程,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果模型、赫希曼的核心与边缘区模型、弗里德曼的“核心—边缘”模型等非均衡增长理论强调城市发展对乡村发展的辐射和带动作用,舒尔茨的“传统农业改造”理论认为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是打破传统封闭体系、引入现代生产要素、提升农民人力资本,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与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阐释了城乡要素配置中的路径依赖和制度性壁垒,变革制度是推动城乡关系演进的关键。然而,这一时期诸多理论受“城乡二分法”局限,在实践中易导致“城市偏向”或“农村偏向”,忽视了人类社会现代化的本质追求[5]。20世纪80年代后,提倡城乡互动、城乡协调、城乡融合的理论涌现。比如,丹尼斯·隆迪内利以“次级城市体系”为纽带的自上而下城市化扩散模型,斯托尔和泰勒自下而上的“选择性空间封闭”发展理论,陆大道的点轴开发理论,麦吉强调城乡结合而提出的“desakota”模式,岸根卓朗的“农工一体”或“城乡融合”系统发展理论,吴传钧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迈克·道格拉斯的“区域网络”模型,肯尼斯·林奇的“城乡动力”学理论,刘彦随的城乡融合系统和城乡融合体理论,从系统论、地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剖析城乡融合内在机制、空间模式和发展路径。目前,国内外已形成广泛共识,认为城市和乡村是一个有机的空间整体,推进城乡一体化或融合发展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现代化进程的共同目标和实践路径[6-8]。

  党的十九大确立“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建设战略目标以来,国内学术界已在内涵界定、机理解析、实证分析、路径探索等多个维度对城乡融合发展进行了研究,呈现鲜明的实践导向与理论自觉。一是内涵界定。城乡融合发展是将城市和乡村置于平等地位[9],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提升城乡要素流动性和公共资源配置效率[3],推动形成共建共享共荣的城乡生命共同体的改革发展过程[10]。二是机理解析。城乡融合是基于城乡等值化目标的空间均衡发展过程[8],需要协调好人口、土地、资源、产业等各要素关系以及城乡地域系统的耦合关系[11],制度缺陷是制约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12],持续的市场化改革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动力源[13]。三是实证分析。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从空间、经济、社会等多维度选取指标,测度城乡融合发展水平[14],检验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收入和福利效应[15]、共同富裕效应[16]、高质量发展效应[17]等。四是路径探索。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全面深化城乡综合配套改革[18],消除城乡分割赖以存续的制度土壤和利益基础[19],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20]。

  城乡关系是城市和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总和,城乡融合发展是涉及多个学科的综合性问题。总体来看,学术界已就城乡关系向融合发展方向演进的趋势及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作用形成共识[21]。然而,对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城乡融合发展的中国特色研究仍显不足,尚未在理论构建与实践经验总结上形成规律性认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升了城乡融合发展的战略定位,“从现代化战略全局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是基于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的认识升华,同时也对城乡融合发展研究提出了新要求。本文尝试沿着“理论解析—现实诊断—路径创新”的研究框架,解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逻辑,剖析其现实约束,进而提出推进方略。

  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发端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在西方学术语境中,城镇化常被视为现代化的显著标识。比如,亨廷顿认为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可由城市发展水平衡量,即便后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缩小了城乡差距,仍难以将其彻底消弭[22]。城市和农村在现代化进程生共荣,能否处理好城乡关系,关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因此,城乡融合发展并非新型城镇化的权宜之策,也不是乡村振兴的应急之举,而是新型城乡关系的必然趋势、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了城乡融合发展的本质特征,同时也明确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逻辑(见表1)。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既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基础。庞大的人力资源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广阔空间[24]。然而,14亿人口要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中国式现代化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末,我国城镇化率已达67.0%,但仍有4.6亿农村居民。在现代化进程中,唯有推进融合发展,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才能让城乡居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建共享现代化成果[26]。一是通过城乡规划建设治理一体化,构建科学合理的梯度承载体系。摒弃空间生产过度资本化的发展模式,避免城市出现“贫民窟”以及农村陷入“被城市化”困境,维护城市低收入群体和农民的合法权益。二是畅通人口双向流动,激活城乡发展动能。一方面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动其迈入现代化;另一方面引导城市人才入乡,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就地迈入现代化。三是推动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创造丰富的就业机会,提升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四是按照常住人口规模优化城乡公共资源配置,推动公共资源精准供给,让农村居民能够更平等、更便捷地使用公共资源。

  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又是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显著标志[26]。事实证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虽然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发展,部分国家实现了总量富裕,但并没有实现共同富裕,国家贫富分化、社会撕裂、中产阶层塌陷、收入不平等、阶层固化等问题突出[26]。中国式现代化始终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指向,不仅推动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做大“财富蛋糕”,而且通过主动调整生产关系分好“财富蛋糕”[27]。城乡二元结构制约着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以及收益合理分配,妨碍了农业产业化和综合效益提高,成为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主要障碍。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破除体制机制弊端,是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一是加快城乡生产空间布局一体化,构建均衡发展的空间格局,破解城乡非均衡发展困局,促进城市和乡村共同繁荣发展。二是破除阻碍城乡要素流动的制度性壁垒和市场性障碍,激活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促进新型职业农民、进城农民工、技术工人、个体工商户等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三是围绕现代产业生态圈,构建城乡产业联动发展链条,促进乡村经济多元化,夯实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四是坚持以城带乡、城乡等值,推进城乡公共资源一体化配置,筑牢共同富裕的民生底线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逻辑

  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26]。在资本逻辑主导下,西方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忽视人的全面发展。与之截然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推动经济与文化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现代化建设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机统一[28]。城乡融合发展不仅是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而且是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共进的必然选择。一是推进城乡文化空间布局一体化,构建物质和精神共生的空间载体,不断满足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二是推动城乡文化交流融合,促进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和城市入乡市民融入乡村,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同发展注入持久动力。三是构建现代文化产业生态,活跃繁荣城乡文化市场,培育城乡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四是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构筑城乡精神共富的民生基础。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生态兴则文明兴。西方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资源消耗给全球带来了至今都无法消解的生态环境危机,这种反生态性的现代化使人类社会无法实现永续发展[30]。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唯有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才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一是通过城乡生态环境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构建生态安全的空间格局。二是健全城乡一体的资源高效循环利用体系,畅通绿色要素循环,创新生态价值转化,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三是健全绿色低碳经济体系,推动城乡产业绿色低碳协同转型。四是通过生态治理一体化,构建城乡协同共治机制,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和消费方式。

  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平发展,以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从现代化的路径来看,我国摒弃西方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坚定地选择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新道路[26]。西方国家是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串联式”的现代化过程,而中国式现代化是新型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并联式”的现代化过程。这就要求我国在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同时,通过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构建独立自主且富有活力的社会再生产体系,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一是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和城乡空间结构,构建均衡协调的空间格局。积极对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全面开放格局中实现城乡空间发展的稳定性和均衡性。二是破除城乡二元体制障碍,促进资源公平共享,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三是统筹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建立合作共赢的经济生态,在提升自身发展质量的同时,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四是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体系,增强城乡公共资源配置效率,夯实和平发展的社会基础。

  。城乡人口结构的差异,不仅反映了劳动力配置的空间失衡,而且折射出城乡发展基础的差距。二是城乡发展成果的绝对差距仍在扩大。以城乡收入为例,2012—2024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由2.9∶1降至2.3∶1,但差额由15 738元扩大至31 069元。三是城乡数字鸿沟显著。从互联网普及率来看,2023年城镇和农村分别为83.3%和66.5%,城乡差距仍高达16.8个百分点(2)。四是工农劳动生产率差距明显。2023年我国全员劳动生产率为161 615元/人,其中工业(221 160元/人)和服务业(204 598元/人)分别是农业(52 819元/人)的4.2倍和3.9倍。2. 发展短板: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

  。二是农业产业化和经营水平较低。以家庭为单元的小农户仍是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组织形式,规模不经济、专业化分工不足,加之人工和土地成本不断上升,导致农业生产成本持续攀升。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全国农户为2.3亿户,其中规模农户(398万户)仅占1.7%;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为31 422万人,其中规模农户(1 289万人)和农业经营单位(1 092万人)占比分别只有4.1%和3.5%(4)。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仍存在明显短板:农资供应与技术推广服务效能不足,农产品加工、储运、销售等产业链服务环节薄弱,农业信息化及金融保险等配套支撑滞后。同时,多元经营主体的合作诉求和风险承受能力差异显著,导致农民合作组织发展面临规模化、规范化不足的困境[33]。三是农业资源环境刚性约束不断趋紧。我国人均土地、水、生物等农业资源禀赋相对匮乏,过度开发和利用已导致生态环境受损严重,农业面源污染、水土流失、土壤退化等问题依然突出[34]。根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24》,2023年我国农用化肥施用折纯量为5 021.7万吨,平均用量约为264.1kg/hm2,远超世界113.1 kg/hm2(2022年)的平均水平。四是农村创新发展动能短板突出。创新资源向农村集聚困难、要素活力不足,产业技术创新与转化效能不高,“三产”融合、“三生”融合不够,制约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因素仍然较多。3. 增收难题:农民收入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

  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是我国农村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2012—2024年平均占比分别为40.7%和37.4%。但是,工资性收入增速呈波动下降趋势(由14.2%降至6.9%),同时经营性收入占比不断下降(由43.6%降至33.9%)。一方面,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以及文化技能水平较低,导致其就业机会少、稳定性差且工资待遇低;另一方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普遍空壳化,农民组织化程度低,普通农户难以分享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增值收益。如何在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过程中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是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35]。

  改革开放后,城乡之间规模巨大的人口流动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新型城镇化扭转了“重物轻人”的城镇化格局,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还有待加速。2023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6.2%,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8.3%,两种城镇化率之差较2013年相比并未缩小。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增长缓慢,形成规模庞大的城乡“两栖”群体。这一方面加速了人口红利的衰减,抑制了新型城镇化的共同富裕效应;另一方面阻碍了农村土地的流转,迟滞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36]。2014年以来全国共发放居住证超过1.4亿张,但与2024年1.8亿外出农民工及2023年2.5亿未落户城镇常住人口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这说明,目前我国仍有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尚未享有与市民完全平等的权利,也尚未完成市民化。与此同时,城市居民入乡也面临制度性约束和结构性障碍,他们到农村创业、就业或生活尚未成为普遍现象。这既不利于农业产业化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又不利于农村人口结构优化和社会活力增强,成为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中的一大短板。

  2.“地”的双向流动难题:土地城镇化过快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难并存

  在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地方政府主导的土地资本化运作模式虽通过“以地谋发展”降低了工业化初始成本,却衍生出土地城镇化超前、空间利用粗放等制度性路径依赖问题。2012—2023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由45 565.8平方公里扩至63 676.4平方公里,年均增长3.1%;城镇人口由72 175万人增至94 350万人,年均增长2.5%,土地城镇化速度仍快于人口城镇化。我国施行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有效遏制了农村集体土地“非农化”,同时也限制了城市资本入乡开发。当前,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仍面临诸多问题。一方面,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主体、使用权范围等不明确,在政府、集体、农民之间分配好土地增值收益的难度大;另一方面,由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益低于土地征收转用收益,地方政府推动入市的积极性不高,导致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进展缓慢,影响了城乡土地要素的双向合理流动。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乡资金流动为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支撑。改革开放初期,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财税金融等渠道,农村资金流向城市,支撑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党的十六大后,我国总体迈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阶段,通过农业投入、价格支持、直接补贴、金融保险等方式推动资金流向农业农村,实现了从“取”到“予”的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农村金融工作,农村和农户贷款投放力度持续加大(见表2)。然而,从发展趋势来看,金融市场性障碍依然存在,农村贷款比重呈波动下降态势,农户贷款占比虽有所上升但增速持续放缓。一方面,银行机构在农村放贷难度不断加大,资金呈现相对流出农村的趋势;另一方面,农户贷款难度也在增加,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与农民多元化金融需之间不匹配,农村金融的普惠性、精准性仍需提升[37]。

  一是农业产业链纵向整合不足。产业链链条短、不完整,多数农产品仅停留在初级生产阶段,精深加工能力薄弱,导致农产品附加值低,既难以满足农民增收愿望,又阻碍了城乡产业链的延伸和拓展。二是城市产业价值链向农村辐射不足。城市产业向农村的技术溢出不足,难以带动农业初级产品转化为高附加值的产品或服务,限制了农业价值链提升。三是创新链支撑乏力。农村产业在生产、加工、销售等方面同城市资源、技术的融合互动不足,一方面阻碍了城乡产业链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延伸,另一方面限制了城乡产业提质增效空间的拓展。

  一是现代农业产业园发展粗放。现代农业产业园同质化问题严重,特色产业缺失且重复建设,多数产业园配套措施不足、运行机制不顺畅,难以带动农户参与农业全产业链的生产和服务。同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创新赋能不足,实质沦为传统农业的空间集聚区而非要素融合的创新平台。二是小城镇发展陷入“城镇化”“空心化”矛盾。全国第六、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2020年,建制镇镇区常住人口由2.7亿增至3.3亿(建制镇数量由19 410个增至21 157个),提高22个百分点;流动人口占比由21.0%增至37.2%,提高16.2个百分点;劳动力人口(15~64岁)比重由75.2%降至68.2%,减少7个百分点

  。这些数据折射出小城镇建设缺乏特色、产业空心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健全,导致劳动力人口外流。三是田园综合体开发运营成效不佳。田园综合体缺乏理想的开发投资运营主体,且规划建设忽视农民主体地位,产业相对单一、地域特色不突出,未激活农村内生发展动力,难以形成可持续、富有活力的发展模式。3. 农村产业融合困境:三产融合发展水平不高

  一是要素瓶颈制约突出。人才、土地、资金等要素的约束依然显著,比如“用地难”问题表明现行土地供给方式已难以满足乡村全面振兴的需求,成为阻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瓶颈。二是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乡村产业利益联结仍然通过土地租金、订单农业、就近务工等简单机制,对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和带动农户致富的作用发挥不够,农民全产业链增值收益获取率较低。三是农村经济多元化滞后。从就业结构变化看,2012—2023年农村就业人员数由38 967万人减少至27 009万人,其中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仅由34.5%升至37.5%;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看,2012—2023年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由3 194.3亿元增至9 346.9亿元,但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比重仅由3.7%升至5.9%;从收入构成变化看,2013—2023年农村居民人均二、三产业经营性收入由1 096元增至2 800元,但占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仅由11.6%升至12.9%。这些数据说明农村就业转型滞缓、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薄弱、农民收入结构固化,折射出农村经济多元化进程缓慢、三产融合发展仍面临多重挑战。

  。这些数据表明,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呈现“局部改善、整体滞后”特征,与城市的差距依然显著,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程度偏低,农村人居环境改善仍然面临诸多挑战。2.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水平不高,“软差距”依然明显

  。从医疗卫生来看,2023年城市和农村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分别为80.2、65.2,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分别为109、71。从文化体育来看,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有剧场或影院、体育场馆、休闲健身广场的乡镇占比分别为11.9%、16.6%、70.6%,有体育健身场所、农民业余文化组织的村占比分别为59.2%、41.3%(4)。从社会保障来看,2023年城市和农村低保人均标准分别为779元/月、615元/月,差额为164元/月[38];2023年城镇就业人员47 032万人,而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分别为37 925.2万人、27 098.7万人,未参加社会保险的绝大部分是农民工。这些数据表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数量和覆盖面大幅提升,但均衡性和可及性仍需增强,农民享有的标准和质量还存在显著差距,仍具有城乡二元特征。3. 城乡公共资源配置:效率不高,“治理短板”依然明显

  一是投入机制僵化。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作为公共品,主要以政府财政投资为主,投入主体和投融资模式较为单一,社会力量参与不足。一方面,地方财政收支矛盾日益突出,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难以满足实际需求;另一方面,缺乏有效的监督和评估机制,政府投入存在“重形象、轻实用”倾向,市场化运作不够,致使资金使用效率低下。二是低效利用难题。一方面,自上而下的供给决策机制,使得公共资源在城市间的配置滞后于城镇化空间布局的演变,建设不足与建设过度并存;另一方面,伴随农村空心化、老龄化的加快,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侧对需求侧适应性调整滞后,结构性过剩与短缺并存,难以满足农民对现代化生活的期盼。三是运营维护困境。农村许多公共设施配套不全、管理机制不畅,“重建设、轻运营”和“建而难用、建而不用”现象普遍。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因服务对象减少、专业技术人员短缺、资金保障不足等问题而运营困难,服务质量难以提升。

  在政治经济学视域下,城乡关系是城市和农村之间生产关系的总和,城乡融合发展要通过自觉推动上层建筑的变革以适应经济发展要求[3]。城乡融合发展是在城乡关系持续变革中推进的,也必将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新进展、新突破。县城是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协同城乡产业发展、均衡公共资源配置的通道和纽带,县域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天然载体。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要以县域为基本单元,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通过系统性制度改革强化实践逻辑、破解现实约束,构建城乡“空间布局一体化—要素双向流动—产业协同发展—公共资源合理配置”四维一体的推进方略,形成符合实际且各具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模式。

  整体谋划城乡生产空间布局,是统筹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促进城乡产业协同发展的基础,也是扭转城乡空间生产过度资本化的要求[39]。一是以规划引领城乡产业发展,建立县域生产空间布局协调机制。明确县镇村经济发展定位和分工,优化县域生产空间布局,编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利用专项规划,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建立生产空间动态规划调整机制,围绕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规划县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空间。二是聚焦增强城乡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的关联度,一体推进县域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城乡生产空间一体建设的财政金融支持体系,将农村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公共财政的预算范围,创新差异化信贷政策,探索PPP、REITs、绿色金融等组合融资模式。强化县城产业承载和集聚能力,提升农业产业园、田园综合体、小城镇等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平台的配套服务功能,增强县域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三是聚焦提升资源利用率,建立县镇村生产空间全周期治理机制。开展城乡低效空间专项清查,盘活城市和乡村存量闲置低效土地、厂房、仓库、房产等资源,保障产业高质量发展空间供给。通过信息化手段实时跟踪服务,优化混合产业的空间布局,促进生产空间节约集约。

  以常住人口为基础,优化城乡生活空间布局,提高城市和农村的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一是建立城市和农村生活空间规划设计制度,按照职住平衡、宜居适度的原则规划城乡社区,适度分类优化合并农村居住区。聚焦交通、水利、通信、能源、物流、教育、医疗、养老、人居环境等重点领域,健全县镇村有效覆盖、有机衔接的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一体规划体系。二是围绕建设完整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建立实施城市更新和乡村建设行动长效机制。推动城乡公共设施提档升级,打造智慧社区,完善其生活、安全、人文、生态等功能。健全城乡生活空间建设多元投入保障机制,通过财政资金、金融政策、住房公积金、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和税收优惠政策等多种手段,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城市更新、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三是建立城乡生活空间动态优化机制,按照常住人口规模和服务半径统筹优化县域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完善城乡生活空间共治共享机制,梯度配置县镇村公共资源,提高县城辐射带动乡村能力,构建县域民生发展共同体。建立城乡生活空间一体治理工作机制,突出数智赋能和群众参与,探索公共设施长效管护模式。

  构建城乡一体的生态循环系统,拓展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是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着力点[26]。一是系统规划城乡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完善“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体系,构筑融合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的城乡绿色空间系统。因地制宜建立绿色建筑和绿色公共设施空间规划体系,引导城乡空间建设和治理绿色低碳转型,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二是科学确定城镇开发边界、开发建设强度,保护和修复绿地、水域、湿地等生态空间,提高“蓝绿空间”占比,完善“城靓村美”的城乡生态体系。深入开展城乡土地整治和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整治,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全面实施人居环境整治,一体化推进城乡生态保护修复[40]。发展都市型生态农业,一体化推进城乡绿色建设,推广绿色建造方式、绿色建筑和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健全县镇村三级生态网格和生态空间责任体系,构建生态空间数字化监管体系,完善城乡生态环境协同保护机制和生态环境问题化解闭环机制。建立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和生态补偿标准体系,提升生态空间的生态功能和生态服务价值,探索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机制。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实施高效能循环利用工程,促进绿色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人尽其才、自由流动是现代化的基础,实现城乡权利平等开放、人口双向流动,关键是健全城乡居民身份平等转换机制。一方面,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农民工技能素质并强化对其劳动权益保障,提升农民工住房、医疗、随迁子女教育等保障水平,吸引更多的农民在城市安家落户。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在村享有的经济权利,健全农户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市场化退出机制和配套政策,消除进城落户农民后顾之忧。另一方面,探索城市下乡市民村民化机制。搭建闲置农房综合服务平台,强化下乡市民的财产权保护。完善城市人才入乡激励机制,优化财政、金融、职称评聘、工资待遇等激励政策,引导各类人才返乡入乡创业、就业和兼业。

  深入推进土地制度系统性改革,提高土地要素利用效率和精准保障水平。一是完善土地征收制度。健全程序规范、补偿合理、保障多元的征收制度,完善公共利益认定争议解决机制,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二是健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深入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允许就地入市或异地调整入市,形成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前地上建筑物的处理、入市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入市服务监管等机制,形成同权同价、流转顺畅、收益共享的入市制度。三是健全土地要素跨区域调剂机制。基于区域资源禀赋与发展阶段的差异化特征,通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盘活存量空间资源,探索构建“产业飞地”“农业飞地”“生态飞地”等多元化跨区域调剂模式,形成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重点破除制约资金双向流动的市场性壁垒,健全城市资金入乡机制,强化乡村全面振兴的资金要素保障。一是完善财政投入保障机制。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通过搭建各类合作平台和载体,引导城市工商资本入乡发展与农民利益联结型项目,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强化土地出让收益反哺机制,构建严格的资金流向追踪体系。扩大地方政府债券用于农业农村规模,把准资金投向、严控使用范围、提高配置效率。二是完善金融服务乡村振兴体系。发挥货币政策工具作用,支持机构法人或业务在县域的金融机构提高其流动性和信贷能力,更好满足农户“短、小、频、急”资金需求。综合运用信贷、债券、股权、租赁等多种融资渠道,推动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建设。健全金融与产业、就业、财政等政策联动机制,加快农村产权交易和融资服务平台建设应用。创新“政银企村民”合作方式,强化乡村建设金融保障,探索农村基础设施信贷模式和金融产品。创新金融机构支农惠农模式,扩大农村资产抵押担保融资范围,破解县域资金外流与农民贷款难的矛盾。积极发展农业保险和再保险,强化涉农信贷风险市场化分担和补偿。完善涉农领域信用风险监测机制,营造良好农村金融环境。三是健全工商资本入乡促进机制。进一步优化基层营商环境制度体系,加强对“下乡资本”的投资领域、资源整合、利益联结等分类指导和服务。建立工商资本“联农带农”星级评定机制,促进资本与农民共建共享。完善工商资本入乡监管机制,确保农村集体产权和农民合法利益不受侵害。

  促进技术要素流动的重点是引导科技成果向农村地区深入转化,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科技支撑。一是健全涉农科研人员的激励机制,设立专项科研奖励基金,激发创新活力。完善科研人员下乡兼职和离岗创业制度,聚焦农业农村发展关键难题,建立“揭榜挂帅”下乡机制。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构建精准选派、优化支持、效能评估等机制。二是完善科技创新市场导向机制。综合运用财政资金支持成果转化的“先投后股”、存量专利成果“先用后转”、科研团队“技术入股+现金入股”等模式,推动科技成果入乡转化为振兴乡村的新质生产力。发挥应用场景在成果转化中的牵引作用,打造共建共享共创的场景创新生态,加速入乡创新成果落地转化。三是健全技术转移机构和技术服务网络。完善乡村技术经纪人才引育机制,健全科技中介服务监管评估体系,充分发挥科技中介推动技术入乡的桥梁作用。

  城乡产业协同发展的空间载体作为战略支点,既能通过集聚农村资源要素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和农民就地城镇化,又能通过承接城市要素流入来延伸乡村产业链、培育新市场主体。一是优化提升各类工业园区。加强横向区域协作分工,配套智慧物流中心,承接大城市产业转移。推进县域新型工业化,重点培育发展比较优势明显、集聚人口潜力大、带动农业农村能力强的产业,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二是推进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创新园区开发和运营模式,建设智能标准厂房、仓储保鲜、智慧物流等设施,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提升县域农业产业化水平。发展县域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延长农业产业链条,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三是分类引导小城镇差异化发展,强化镇“联城带村”的节点功能。卫星镇重点对接城市需求,提高人口集聚能力;专业功能镇充分发挥自身资源禀赋或区位优势,提高就业吸纳能力;远离城市的小城镇重点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增强服务“三农”功能;生态功能区中的乡镇聚焦绿色产业发展,为维护区域生态环境安全提供支撑。四是打造高质量的田园综合体。因地制宜创新开发投资运营模式,以田园综合体的形态将乡村生态、生产、生活、文化等多重功能有机融合,引导市民入乡消费,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让农民在充分参与中受益。

  聚焦供应链物流下沉、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推进县域商业数字化、连锁化、标准化建设,补齐农村商业短板,促进农民增收和消费升级良性互动。一是完善县域商业网络设施和业态。升级县城商业设施,建设乡镇商贸中心,改造农村传统商业网点,提升农村商品和服务供给,丰富农村消费市场品类。二是建立城乡一体化物流配送体系。加强农村物流资源整合和基础设施建设,改造县级物流配送中心和乡镇快递物流站点,推动县域流通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提升村级快递物流服务水平,不断畅通城乡经济循环。三是完善农产品现代流通网络。优化交通运输布局,推进农产品产地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提高农产品冷链流通效率。培育多元化的流通主体,建立农产品信息平台,推广智能物流技术。四是深入实施“数商兴农”和“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激发农村创业就业热潮,培育农村新型商业带头人,打造农业区域公共品牌和“小而美”的农村电商特色品牌。

  依托制度创新促进要素跨界整合,推动农工产业链融合升级,分类引导县域发展“农文旅康”特色业态,拓宽农民就业增收渠道。一是构建综合性现代乡村产业体系。作为农业主产区的县应以农业为核心推进三产融合,强化粮经饲统筹与农林牧渔协同发展,构建“种养加储销”全产业链条。聚焦农产品深加工提升附加值,推动农民参与增值分配。发展农技推广、代耕代种、土地托管等生产性服务业,以及娱乐、健康、家政等生活性服务业,健全乡村服务产业体系。二是分类培育县域特色产业。依托县域乡村资源禀赋(自然生态、文化遗产、乡土特色等),因地制宜培育“一县一业”“多县一带”特色产业,通过“土地整治+”模式保障产业空间,打造从原料生产到终端市场的全产业链条,培育区域公用品牌,形成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三是推动乡村文旅深度融合。挖掘乡村自然景观、民俗文化、传统技艺等资源,建设主题化文旅功能区,开发沉浸式体验、康养度假、研学旅行等差异化业态。强化品牌营销与IP塑造,提升乡村旅游知名度和服务品质。四是完善产业融合服务支撑体系。以县域为单元搭建公共服务平台,提供政策咨询、品牌推广、质量监管等一站式服务。建设创业孵化基地和实训中心,优化创新创业生态,培育“乡村企业家+新农人”创业群体。

  依托县城纽带作用引导资本下乡,推动村企深度合作,建立增值收益共享机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一是提升农民组织化水平。推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职业经理人”模式,规范合作社市场化运营,增强资源整合能力。分类引导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建立合理的治理结构,提升其发展质量和带动能力。二是培育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纵向整合农户、家庭农场、合作社、企业等生产经营主体,建立一体化农业经营组织联盟。引导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明确权利责任、优化治理结构、强化分工协作、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增强对普通农户的辐射带动作用。三是建立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户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紧密型合作方式,推广“农民入股+保底收益+按股分红”模式,确保农民既有租金、薪金,又有股金、奖金。建立收益分配机制的监管和评估体系,开发县域产业收益分配数字监测系统。

  (四)健全城乡公共资源合理配置的体制机制,推进县域基础设施一体化、公共服务均等化

  建立县镇村基础设施规划统筹、建设分类、管护长效的管理体系,形成城乡一体、梯度布局、全域共享的基础设施网络。一是完善规划机制。推行“多规合一”县域规划机制,推动城乡路网、电网、通信网络、公共安全监控、防洪、垃圾污水处理等一体规划设计。在城乡基础设施项目规划设计阶段,明确建设和管护主体、责任、方式,建立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机制同步落实制度。二是优化建设机制。按照设施属性构建分类投资建设机制:城乡道路、水利、公交、消防、环保等公益性强、经济性差的设施,建设投入以政府为主;城乡供电、供气、物流、通信网络等经营性为主的设施,建设投入以企业为主;城乡供排水、垃圾污水处理、农贸市场等有经济收益的设施,政府主导投入建设,同时引入社会资本和集体参与。三是创新管护机制。建立城乡基础设施资产信息数据库,明确产权归属、管护主体、管护责任,形成有利于长期发挥效益的管护机制。县级政府主导推进城乡基础设施管护专业化、市场化,同时调动企业和居民积极性,形成多元化的管护模式,确保基础设施长期稳定发挥效益。

  强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县镇村统筹,推动公共服务资源向农村倾斜。一是完善城乡教育服务均衡配置机制。深化义务教育教师“县管校聘”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城乡融合型“教联体”建设,破解义务教育“城挤、乡弱”难题。全面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提升县级中等职业学校办学水平,完善农村学前教育公共服务网络。二是完善城乡医疗服务均衡配置机制。建立“县级医院+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紧密型医疗卫生共同体,完善乡村医疗卫生体系运行机制,提高乡村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推进城乡医疗卫生一体化管理,创新医疗卫生人才使用机制,完善分级诊疗制度,提升乡村医疗卫生服务效能。三是完善城乡就业服务体系。扩大就业服务的覆盖范围,强化职业技能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升全程创业服务质量。构建就业多元服务机制,注重就业服务社会组织培育,推进“零工市场”和“零工驿站”建设。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建立大学生适应社会、农民工提升技能、大龄农民工扶持就业等分类帮扶机制。四是完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化推进城乡公共文化设施布局、服务供给、队伍建设,扩大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以市民和村民需求为导向,创新文化服务方式和运营模式,创造出便于群众参与的“小而美”“嵌入式”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五是完善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基本制度、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改革,提升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完善县镇村衔接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发展乡村普惠型养老服务和互助性养老。

  传统公共资源配置因地理差异、人口流动和制度惯性面临失衡低效,数智化转型成为突破这一困局的关键。一是夯实数智化转型基础。统筹推进城乡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乡基础设施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搭建县域公共资源数字孪生平台,将分散的公共资源归集整合。二是推动数字技术的场景化渗透。在医疗领域,构建县域医疗数字化服务体系,部署乡村远程诊疗终端和AI辅助诊断系统,实现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的协同模式;在就业领域,搭建智能就业服务平台,集成岗位智能匹配和就业监测预警功能,实现零工岗位信息实时更新;在文化领域,打造“云端博物馆”“数字图书馆”“云上非遗”等全景式数字体验平台。三是构建需求导向的公共资源配置新范式。依托数字技术建立政府、社会、居民协同治理体系,推动配置模式从“供给主导”转向“需求驱动”。通过智能反馈机制实时监测城乡人口规模和需求变化,实现资源配置的精准动态调整,提升决策科学性和服务适配性。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型城镇化推动共同富裕的政治经济学研究”(24BJL002)

  朱鹏华,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副研究员;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改革》杂志bwin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