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京东集团创始人刘强东为期十年的“1元年薪”薪酬计划正式到期。这场始于2015年的商业实验,曾因“十年仅领10元工资”的戏剧性条款引发全民热议,更因与婚姻财产、股权激励、企业治理等议题的深度交织,成为观察中国高净值人群财富管理的典型样本。当十年之约落幕,刘强东的薪酬结构、夫妻共同财产属性以及京东的治理逻辑,均面临新一轮重构。
2015年5月,京东董事会批准了一项针对刘强东的十年薪酬计划:2015年至2025年,刘强东每年领取1元年薪且无现金奖励,但同步授予其2600万股A类股期权,行权价为每股16.7美元(相当于每股ADS 33.4美元)。以当时股价计算,这笔期权价值约4.34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6.95亿元),且规定十年内不得再授予额外股权。
这一设计的核心逻辑在于将高管利益与公司长期价值深度绑定。期权分十年归属,每年成熟10%,意味着刘强东的收益完全取决于京东股价表现。若股价低于行权价,期权将沦为“废纸”;只有股价持续上涨,其财富才能兑现。这种“高风险高回报”机制,倒逼管理层聚焦长期战略而非短期业绩。数据印证了这一逻辑:京东市值从2015年的约450亿美元攀升至2025年的超1200亿美元,刘强东的期权收益随之水涨船高。
刘强东并非“1元年薪”的首创者。苹果创始人乔布斯自1997年回归后,长期领取1美元年薪;Facebook(现Meta)创始人扎克伯格从2013年起效仿此模式;谷歌联合创始人佩奇和布林、惠普前CEO梅格·惠特曼等科技领袖均曾采用类似策略。这一现象背后,是科技行业对“人力资本”的特殊定价逻辑:相比固定工资,股权激励更能激发创新动能,同时通过低薪降低企业现金流压力,为研发投入腾出空间。
对刘强东而言,“1元年薪”更是一种信号释放。2014年京东上市后,其个人持股比例因融资稀释至20.5%,但通过AB股架构(1股B股拥有20票投票权),仍掌握83.7%的投票权。薪酬计划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控制权:期权归属与股价挂钩,迫使管理层必须持续创造价值以维护个人财富,从而避免“躺平”风险。
刘强东与章泽天于2015年8月领证结婚,而薪酬计划早在同年5月获批。这一时间差引发公众对“婚前财产隔离”的猜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62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工资、奖金、投资收益等原则上属于共同财产。但刘强东的期权归属存在特殊性:
婚前授予,婚后归属:2600万股期权虽于婚前授予,但按年归属(每年260万股),婚后归属部分(2015年8月至2025年)原则上属于共同财产。
行权与增值的分割:若刘强东在婚姻期间行权并持有股票,其增值部分可能被认定为共同财产;若未行权,期权本身作为“预期权益”的归属则存在争议。
法律专家指出,除非双方签订婚内财产协议明确约定期权归属,否则法院可能根据“贡献度”进行分割。例如,若章泽天在婚姻期间参与京东时尚业务拓展或家庭投资管理,可能被认定为对期权增值有间接贡献,从而影响财产分配比例。
刘强东的薪酬计划涉及复杂的税务筹划。根据中国税法,股票期权行权时需按“工资薪金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税率最高可达45%;若持有股票满一年再出售,增值部分按“财产转让所得”缴纳20%个人所得税。通过分十年归属期权,刘强东可将税负分散至多个年度,避免单一年度应税所得过高触发最高税率。
此外,京东作为美股上市公司,还需考虑美国税法(如IRC 409A条款)对股权激励的合规要求。这种跨司法辖区的税务筹划,凸显了高净值人群财富管理的复杂性。
与刘强东结婚后,章泽天并未局限于家庭角色,而是逐步构建自己的投资版图。她通过天博基金公司等平台参与私募股权投资,涉足时尚、教育、科技等领域。这种“去京东化”的资产配置,既分散了家庭财富风险,也为未来可能的财产分割预留了缓冲空间。
近年来,家族信托成为中国高净值人群财富传承的首选工具。通过将资产装入不可撤销信托,委托人可实现三大目标:
据律师透露,刘强东夫妇可能已设立家族信托管理部分资产。例如,将已行权的京东股票转入信托,指定子女为受益人,既保障财富传承,又避免直接赠与引发的高额税费。
刘强东的薪酬实验,本质是一场在商业逻辑、法律边界与人性考量之间的精密博弈。它揭示了三个核心命题:
股权激励的“双刃剑”效应:期权能绑定高管利益,但也可能因股价波动导致激励失效。京东需设计更灵活的归属条件(如业绩对赌),以应对市场不确定性。
婚姻财产的“动态归属”挑战:高净值人群需通过婚内协议、信托等工具明确财产边界,避免法律纠纷消耗企业资源。
财富传承的“全球化视野”:跨境资产配置、税务合规与家族治理的融合,将成为未来财富管理的核心能力。
当2025年的月光再次洒向京东总部大楼,刘强东的薪酬计划已翻开新篇章。这场持续十年的商业实验,不仅改写了中国高管薪酬的规则,更在法律、婚姻与财富的交织中,为高净值人群提供了一面洞察未来的镜子。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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